企业自主经营权毕竟有《宪法》第16条和第17条、甚至第11条和第18条作为支撑，二审稿于是将共决改为单决，让工会退回咨询对象的角色。
新的做法是承认并正视利益差异，将企业和劳动者都视作独立于国家的利益主体，把企业和劳动者的自身利益与其表现挂钩，用物质得失去激励企业改善经营、劳动者努力工作。政治得到巩固，分蛋糕的规则必然符合劳动者的利益。
其次，宪法和法律虽然不直接约束思想，但是能够通过约束行为来间接地塑造思想。立法必须在多元利益主体之间寻找结合点，努力寻求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特别是同一矛盾体中相对方之间的利益平衡。结语 现行宪法颁布以后，经过近40年的发展演变，遵守劳动纪律义务的当下含义是：作为劳动者的公民既要遵守由企业制定的、以劳动纪律为内容的、合理合法的规章制度，又要接受国家的劳动教育，养成敬业的价值观念。公有制企业制定和执行劳动纪律的权利获得了《宪法》第16条和第17条的支撑，这两个条文分别赋予国营企业（后改为国有企业）和集体经济组织以自主经营权。现行宪法两次要求，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善民生（第14条第3款）、提高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第42条第2款）。
而法律的及时介入改变了遵守劳动纪律的含义，为公民服从纪律的要求设定了条件，重新平衡了劳资双方的利益，使得减少和解决劳动纪律争议成为可能。1986年的《关于外商投资企业用人自主权和职工工资、保险福利费用的规定》则将合资企业享有的劳动纪律方面的权利推广到所有外资企业。最后，市场经济作为一个成熟的制度形态为公私二分提供了基本框架[38]。
[53] Margot E. Kaminski, Binary Governance: Lessons from the GDPRs Approach to Algorithmic Accountability, Southern California Law Review,2019,6, pp.1529-1616. [54] 张新宝：《从隐私到个人信息：利益再衡量的理论与制度安排》，《中国法学》2015年第3期。隐私权可以被理解为是哲学家以及哲学生活在现实公共生活中保有余地和空间的必然要求，是实现纯粹思维活动之存在以及确保抽离性和反思性之可能的必然条件。但是，经验性的人类本性杂多且并不等于正当性，维护社会健康交往关系的主张显得模糊且未能把握隐私权的核心特质。它既是在精神上对于契约自由和财产保护的突破，也是在效果上基于后者绝对效力瓦解后对于权利保护的弥合。
正是源自其与人格尊严和一般人格权条款的特殊亲密性，隐私权既获得了在具体人格权之中的特殊地位，也引发了其自身内容的不确定性。[18] Hannah Arendt, The Life of the Mind, New York: Harcourt,1978, pp.297-298. [19] 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12页。
例如，利益衡量下的密尔式伤害原则就往往能够弥补这一缺陷，它一方面能够为个人行为自由提供明确的指引和底线，另一方面能够帮助法官在判决中抵制权力的恣意干预与道德的任意绑架。故有学者指出，被誉为信息隐私创始人的Alan Westin教授实际上并没有自己创制这个术语，他只是进行了隐私权的再发现[34]。故而，哲学生活在纯粹性和理想性上高于城邦生活，并且能够为后者提供自然正当或者是完善的检视标准。隐私权的确立必然要求承认个体道德自主地位并以此为基础构建自决、自由和被尊重的私人空间，这就一定会诉求和带来人格尊严的保护，该面向在美国隐私权的创立与应用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至于诉诸古希腊城邦时期免于政府监督的诉求的传统更是一种失策，这样的方法不仅没有逃脱传统自由理论的窠臼，而且忽略了古代人自由与现代人自由的差异。这种不同的具体内容不仅源自文化习俗上的影响，而且源自隐私权与人格尊严和一般人格权条款之间的特别亲缘关系。[5] 刘金瑞：《个人信息与权利配置——个人信息自决权的反思与出路》，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年，第136、142、216页。对于隐私权的认识，要突破传统自由理论和利益法学的视野局限，并进行诠释性还原。
在这里，施特劳斯认为，为了与政治生活相融合，哲学家或者说自然正当的获得者，不得不淡化纯粹的自然正当来与现实的城邦要求相匹配。他十分重视个人空间和判断力的维护，主张摆脱他人而实现对自己的真切感知，提出一个孤独的人才是幸福的人……想做什么，只需要问问自己。
一般而言，既有的法学主流论说认为，现代权利思想发端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革命和人文主义，两者共同统筹于理性的大旗之下，人们正是凭借这样的理性能力获得了主体地位和现代权利。但是，在随后的法律实践过程中却展现出不同的具体内容。
沃伦和布兰代斯的隐私权为了弥补这一不足，突破了传统的有限政府理念，创造性地将传媒企业和科技应用视为隐私权的主要侵害主体(而库利的独处权主要面对的是公权力机关)[39]。仍然有别的理由迫使人们越出政治领域之外来寻求完美的正义，或者更一般地说，寻求真正合于自然的生活[16]。第二，就算认为两者与人格尊严的联系程度相当，它们与人格尊严的联系方式也不一样。将洛克的个人理念称为是经济式的，源于他对于财产权之天赋地位与伦理地位的给予。例如，美国《民族》杂志的创建人E。如果我们放弃心灵、主体，那就在根本上失去了实体的前提条件……我们的生命感和权力感的程度(被体验者的逻辑和联系)给予我们‘存在、‘实在性和非假象的尺度[21]。
他肯认了非理性因素在个人生存活动和主观内心世界的基础性地位，通过考察诸如畏惧、绝望、孤独等复杂的恶的情绪体验，来揭露个体在主观性上的无限丰富，强调存在是不能用概念来表述的，这样只会遮蔽存在的丰富性并彻底消灭存在着的人。这也体现出了隐私权所具有的强烈的普遍性特质，它应该被视为是在现实中保有理想的阵地，是对于公共生活恣意侵入的防范和在其中保持德性的必要条件。
前者是为了维护个人在道德价值判断上的独立地位，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修复数据技术面前个人天然的无力状态。相比之下，将卢梭的个人理念称为是道德式的，源于他对社会德性的强烈呼吁和对个人自由的独特认识。
[7] 王泽鉴：《人格权法：法释义学、比较法、案例研究》，第383页。例如，Griffin教授就以实现权利概念的确定性为目标，对过于丰满的隐私权概念进行了解构和清洗。
[10] 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2页。同时，他明确指出，个体不再是一般和个别关系中的个别，人作为一个个体之存在的最大特点就是具有超出种群的部分，一千个人比一个人更具有价值乃是一种谬论，这无异于把人视为动物[22]。利益法学向评价法学转向的关键一步，便是区分了评价客体与评价标准[9]，评价客体仍然是指当事人的利益，而评价标准是一种一般性的正义观念。施特劳斯正是基于对传统自由理论的批判，主***守和恢复古典的自然权利或自然正当(natureright)。
我们通过对两种认识路径问题的揭示，已经将思路引领至隐私权把握的核心地带。二、隐私权的哲学和人文价值 学界一直困扰于如何认识隐私权以及怎样为其提供更为切实的普遍性、正当性根基。
[4] 王利明：《论个人信息权的法律保护——以个人信息权与隐私权的界分为中心》，《现代法学》2013年第4期。同时，该观点忽略了隐私权保护在美国甚至欧洲的新近发展动向。
以德国为例，德国的人格尊严条款的基本定位是至高的宪法价值，在法律权利体系中具有统合包括自由和平等原则及其下属各种权利的作用，在新型权利生成和伦理价值注入上具有法源地位。由此看出，隐私权并非是一种由后人所主观臆想的从开始的独处到后来的信息抑或由最初的隐到新近的私的进化过程。
他认为，隐私的普遍性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来源于动物和人类所共有的生理与心理本性在人类独有的社会生活中保持健康交往关系的必然条件以及人类社会长期存在的传统，并指出，该传统发端于古希腊的城邦时期，表现形式便是免于政府监督的诉求[12]。事实上，以叔本华的生命意志为显著标志，人文主义在德国古典唯心论后期开始与传统理性分道扬镳，并逐渐走向非理性思潮。它意味着，在城邦中所可能实现的正义，只能是不完美的，或者说，不可能是毋庸置疑的善。在此基础上，他声称：(婚姻)它是一种(两个人之间)双向的忠诚，而不是一种商业或社会性的工程。
由于与德性、真理和自然正当的联系，隐私权似乎与古典共和理论更为亲密而与传统自由理论保持了距离，这就可以理解为何汉娜·阿仑特也力图将隐私权拉入到共和框架之内[18]。但是，隐私权自身所具有的内涵价值面向，即对于德性生活和非理性人文线路的呼应，以及其立基于个人道德自主理念上的人格要素注入，使它具有了别具一格的普遍性特质。
同时，在事关权利保护内容的美国宪法修正案中，实际上也并不存在人格尊严或者是人格权的明文规定。各国隐私权在已有规范、一般学理和《世界人权宣言》的指导下，经过教义学的建构确立了住宅、通信等共识性的规范框架。
如果说尼采是对整个世界发起非理性式的攻击，那么克尔凯戈尔则是更多地在个体这一场域之内发掘非理性的要素。进一步，施特劳斯在谈及古典自然权利论的时候指出：此种对于正义问题的解决显然超出了政治生活的范围之外。